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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城市工人调查

时间:2014-04-28 

罗艳 研究室主任 博士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孕育和诞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城市开展了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直接目的是工人运动服务,阶级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分析方法。随着革命事业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城市开始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农村得到了更广泛地运用,并逐步成为我党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城市调查却由此停止,虽是客观条件使然,但也不免留下遗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 城市 工人调查 工人运动

 

       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提起我党的社会调查,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村调查。事实上,如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也是从城市开始的,集中于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了解中国国情,直接目的是为工人运动服务,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法。

       一、调查起因:对整个社会调查运动潮的积极回应,更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必然需求

       在中国共产党孕育和诞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适逢中国社会调查之风大兴时期,这种整个社会的调查风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清末民初时期,整个社会各个知识阶层,从学者到企业家,从政府到民间,都基于不同的目的,着眼于不同的角度,在各个领域、各个地域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实地调查。社会调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报纸如无调查栏目则不成其为报纸,官员如不调查则无法显示其政绩。作为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可能不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不会不对社会调查产生浓厚兴趣。在探寻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社会调查方法,也很快融入到整个社会调查的潮流中去。

       中共从酝酿建党之初就开始在社会大潮的感染下进行社会调查,在具体的实践中,真实感受到这种工作方法的科学性,继而着手社会调查,以探求解决中国问题之有效路径。在中国社会调查兴起的大潮中,时常见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影,也可以这样说,当时的社会学学者们有些选择了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者。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其宗旨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该会会刊《新社会》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有关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件、批评社会缺点、反映社会实况的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大量讨论了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妇女、婚姻、劳工、自杀等。这个学会中的主要成员就包括瞿秋白。再如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李达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陈翰笙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

       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国情,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30年代,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向西方“问计”,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的失败,人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的时候,虽然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但是认为中国的失败是源于英国的“坚船利炮”。于是就有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30年,最后毁于甲午战争一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惊醒了人们,局限于军事运动的现代化还远远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人们开始明白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器物,更在于制度和文化,于是又出现了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军阀混战,民生涂炭,人们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富国强的梦,终究还是难以实现。随着世界经济危机频频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互残杀,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显露无疑,该走什么路?使得国人很是迷茫。这时各种主义和流派纷至沓来,进入中国,也有的人如梁漱溟在研究了中国、印度、西欧文化之后,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异的结论,主张文化复兴。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却开始猛批中国的传统文化,号召推翻“吃人的礼教”,“打到孔家店”,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废除汉字”。

       就在国人争论的不可开交,各种流派都在中国寻找笃信者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国人关注。马克思主义是漂洋过海、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的。这远道而来的理论究竟如何指导中国的革命?是不是又会如以前的中国仁人志士所选择的救国救民的理论和方法一样水土不服呢?这是一个摆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弄清中国的国情。诚如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开展社会调查的最初动力时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这段话不但揭示了毛泽东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以及时间,还揭示了毛泽东以后在各种社会调查中为何始终坚持使用的阶级分析法,更说明了毛泽东终身致力于社会调查的原因,就是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的国情到哪里去了解,应该从社会的底层去了解。如同当时的社会学家一样,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也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在城市中受着双重剥削的工人。

       二、调查目的:直接服务于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份子,就已经开始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同样是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的开拓者之一。1919年7月,毛泽东进行了关于工人情况的调查包括“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2]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时投入到城市工人调查的潮流中。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人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开始专设社会调查栏目,公开征集调查报告,并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第七卷第六号专设为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10篇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芜湖、唐山等南北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开始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

       首先从工人开始进行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城市,首先发动工人起来开展斗争,因而需要加强对工人情况的调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继续开展针对城市工人的调查。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

       邓中夏自从投身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关注劳工问题。从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一直和调查城市工人情况紧密相连,调查研究服务于工人运动。邓中夏于1920年底到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导中国劳工运动。先后指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的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在上海指导22个日资纱厂4万多人罢工,之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就是其亲身调查的过程,调查的目的直接为工人运动服务。1926年他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在文中,他总结了通过广州工人运动得到的认识:第一工人们“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强调暴力获取利益的原因,“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服了若干的牺牲代价”;第二条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3]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调查的主要特点: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

       虽然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社会学者一同首先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生活的底层群里——工人,对他们展开一系列调查。但是,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使用的分析方法绝然不同,继而得出的结论也天壤之别。

       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分析武器的。这种阶级分析法不仅仅运用在以后的农村调查当中,同样运用于早期的城市工人运动调查。尽管,对于城市调查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历史中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也同样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的,利用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于纯粹的学者社会调查后的结论。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开展城市工人调查最主要的代表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作者亲自参加和领导的历次工人罢工,并探讨其成败得失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实地调查的总结,从中可以一窥早期共产党人的工人运动政策。邓中夏在著作里将劳资双方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的一切权利都要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工人阶级的最终出路是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推翻资本剥削制度,由工人阶级掌权。他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之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但是同时,他也认识到“我们敌人力量很大”,因此要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团结这个武器”[4]。

       社会学学者中有很多人也关注工人运动,对工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陈达著有许多关于劳工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代表作有《中国劳工问题》、《我国工厂法的讨论》 、《国内重要工会的概况》、《我国南部的劳工概况》、《内战中之中国的劳工》、《工会主义和中国劳工运动》、《工会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劳动讲座)》、《我国劳工运动目前的急务》、《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的经济危机》。但是陈达是一名纯粹的学者,他研究了工人生产生活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包括工资、生活费、工作时间等;研究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进而研究如何改善劳工的处境。他站在学者的角度,并不认为工人罢工是妥当的,甚至认为工会有时候的出发点也是自私的,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劳工自己。“有些工会主义者,以为他们的责任,是不论在何种场合,要替工人们谋福利,因此做不出许多(引者注——原文如此)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举例说明,萍乡煤矿工人罢工,向厂方提出苛刻而不合理的条件,当时资方被迫屈服,但是“因工人们只图一时的私利,对于工作状况,毫无改进。”[5]

       陈达则认为工人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工人也要做一个优秀的公民。怎样才能作为一个优秀的公民呢?“要能够维持健康,缴纳正当的租税,能读新闻纸,能写家信;能辨别是非,能主张公道、反抗恶霸。换一句话说,工人要爱自己,爱家庭,爱国家。”[6]从他的角度看,工人、企业家以及部门经理都是一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采用暴动手段是不合理的,应该抑制。因此,工人应该尽力工作以提高效率,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资方也应该努力保障工人工作的条件,这样对双方都有益。他认为:“社会里有一部分人们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靠工资来谋生的,这就是劳工阶级。”[7]而资本家必须给工人一定的工资,这工资得维持基本的生活,“适当的经济状况,假如一个人太穷了,他什么都不管了,他失了自尊心;他失了荣辱的辨别力,他要放弃习惯式的生活,因此工资太低,非但不利于工人,实亦不利于社会。工人们因入款太少,可以使他们的人格解徂,因此社会增加些贫民,或至扰乱秩序。”[8]从这一观点出发,陈达最终认为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福利制度的完善。这福利制度是对工人、雇主以及社会都有益的。显然,陈达是站在一个纯粹学者的角度,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当时的劳工状况。但不可否认,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争取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他对劳工问题的研究虽然提不出根本的解决之道,也在试图改变工人的生活贫困状况,社会学学者的改造社会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邓中夏的分析与陈达明显不同,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视劳资双方的关系,认为工人必须通过暴动、罢工等激烈手段,才能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人多得一分,资本家就必如少得一分。最终工人命运的改变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实现。他说:“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9]

        随着革命的发展,我党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为农村,囿于主客观等众多因素,城市调查活动并没有得到坚持。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曾注意到并提出忠告。1930年毛泽东在写《反对本本主义》时曾经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10]但是,综合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内容来看,城市调查依然是比较空缺的一块,这显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有关,是客观条件使然。但是,依然不失为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2]《民众的大联合(二)》,《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3]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373页。

[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4-135。

[5]陈达:《工会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劳动讲座)》,《中国劳动》,1942年第3卷第2期。

[6] 陈达:《工人生活与工作效率》,《广播周报》,1937年第143期。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1933年再版,第250页。

[7]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1933年再版,第250页。

[8]陈达:《工人生活与工作效率》,《广播周报》,1937年第143期

[9]邓中夏:《论工人运动》,《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1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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